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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锡余以嘉名 谈谈姓名文化的历史

国学新闻| 汉学研究

2018-3-23 11:31| 發佈者: 延章| 查看: 1974| 評論: 0|原作者: 姜洋|來自: 光明日报

摘要: 肩水金关汉简,地节三年(西汉宣帝地节三年,西元前67年)『闰月吏民出入关致籍』,是一份官吏、百姓出入关隘、渡口的名单,详细记载了出入人员的姓名、职务、籍贯、爵级、年龄、出入时间,有的还记录身高、肤色等。 ...

肩水金关汉简,地节三年(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闰月吏民出入关致籍』,是一份官吏、百姓出入关隘、渡口的名单,详细记载了出入人员的姓名、职务、籍贯、爵级、年龄、出入时间,有的还记录身高、肤色等。此类簿籍文书是研究汉代普通官吏、百姓姓名的第一手材料。

陈氏宗谱像图,出自1988年版〖义陈宗谱〗。唐宋时期江州义门陈氏家族,创造了3900余口、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最多、文化最盛、合居最长、团结最紧的和谐大家族。

西汉元帝时史游所作〖急就篇〗又称〖急就章〗,为中国古代最早以人名为题材的著作。书影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

现代家庭对新生儿起名普遍重视,『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归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多名制转变为现代的一名制,传统姓名文化体系中的名、字、号、室名等逐渐淡出人们视野,更鲜有人用地望、排行彼此称呼,于是姓名就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会符号。事实上,姓名文化有浓烈的族群情节和深厚的文化根脉,全面看待和传承姓名文化,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践行。

姓名文化是社会变迁和民族融合的时代镜像。甲骨文中商人多以甲、乙等天干为名。〖淮南子·本经训〗载:『尧之时,十日并出。』十日之名,即我们今天熟知的『十天干』,也称为『干十』,结合甲骨卜辞中商人对于日出、日落的祭祀活动,我们可以窥见殷商先民的太阳崇拜观念。至周代,取名进一步复杂化。〖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周人的取名与避讳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影响力。商周贵族以姓氏『别婚姻』『区贵贱』。至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成为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姓与氏的融合代表了『礼崩乐坏』变革时代的来临,更意味着平民阶层的崛起。

至『布衣将相』的汉代,姓氏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开始普遍拥有姓名。于是我们看到了以延年益寿为取向的『彭祖』『千秋』;以开边尚武为理想的『广汉』『定国』;以崇儒慕古为意趣的『孝谦』『忠信』『禹』『汤』等多元姓名文化的绽放。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复姓为单姓,西魏宇文泰又改单姓为鲜卑复姓,至李唐王朝建立,通过赐姓名的方式加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及拉拢北方藩镇势力,无疑为这一时期的姓名文化增添了额外的政治色彩。宋代儒学复兴,姓名文化中敬祖延宗的宗法意识与『修齐治平』积极入世思想的回归。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时,一系列反映救亡图存、凸显民主革命意识的名字,成为照耀近代中国的光辉印记,更成为炎黄子孙不屈不挠拯救民族危亡时迸发出的时代强音。

姓名文化饱含着顽强的生命意识和血缘根脉。在姓名中融入对先祖的追忆与未来的期望,是一种生命意识的延续。正如屈原在〖离骚〗的开篇中所吟唱的那样:『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种在名字中追叙先祖的血缘命名形式,与今天哈尼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具有同样的文化意义。因为姓名从产生的时刻起就代表了一种血缘继承关系,表示家族成员之间血脉相连,表明生命基因绵延不绝。尤其是唐宋以来,人们按照『字辈谱』命名的方式,更彰显出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姓名为载体,再由姓名接续成谱牒,最终编连成一个孝悌力田、薪火相传的家族世系。于是,我们才能看到义门陈氏『萃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爨四百年天下无双』的千古美谈,而留存至今的〖义门陈氏宗谱〗,依然记录着这个『庄分七十二州郡天下无双』的大家族的血缘根脉。

姓名文化寄托着执着的道德期盼和人生理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要求个体的言行必须遵守社会道德价值的约束,名字亦成为贯彻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之一。从修身律己的个人品行,到诗书传家的文化期盼;从勤俭耕读的家族传统,到安邦定国的济世情怀。名字凝聚着先辈们对子孙后世的美好祝福,对道德理想的发扬与传承。因此,一个人的名字一经选定,就不可轻易更改。〖礼记·曲礼下〗:『君子已孤不更名。』孔颖达解释其为,因名字为父母所取,不轻易改名是对父母的尊重。但当先辈们给予的名字与自己的人生理想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的时候,更名以明志就成为一种关乎理想与信念的人生抉择。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原名文濬,因崇尚阳明心学『知是行之始』的观点,曾用『知行』一名,但随着其教育理念转变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故改名为『行知』。从『知行知』到『行知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折射出的却是陶行知对于如何振兴国民教育的毕生探索和哲学自省。徐特立原名懋恂,在目睹了旧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不公后,毅然树立起不入流俗、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于是『特立独行,高洁自守』成为这位老革命家始终坚守的人生信条。

追求简单、自由、个性,已成为当今姓名文化的主要趋势,『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的取名传统,亦被大众重新重视。很多家长受到传统道教和方术文化影响而坚持名字要与生辰八字、阴阳五行相结合,不仅给孩子的名字中充斥了很多生僻字,更给这种取名方式蒙上了一层迷信色彩,不少人甚至花费重金『改名开运』。这样的取名方式并不可取,希冀一个『五行俱全』的好名字而获得一帆风顺的人生,这样的思想也未免过于功利。

在姓名文化逐渐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同时,我们更有必要深刻理解姓名文化的真正内涵,避免热门词语的过度堆砌和对古人名讳的刻意模仿。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充分发掘姓名文化中蕴含的文化积淀、民俗资源、审美意趣。引典齐贤,尊礼重德,将姓名文化变成滋养一代代中国人高尚品格的文化沃野。

(作者:姜洋,系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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