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如何大眾化――對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俞吾金

在復旦大學現代哲學研究所所長俞吾金教授看來，當代中國急速前行，經驗與難題並存，各種聲音匯集，這個時候需要學者站出來為大眾答疑釋惑，引導人們鑑別是非，而學術『大眾化』是方式，最終的目的是『化大眾』。他本人，已在學術大眾化的道路上跋涉30年，其最近的普及類著述正是那套在理論界和普通讀者中都廣受好評的【理論新視野叢書】。

　

　

採訪約在俞吾金教授設在復旦大學當代外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的辦公室，一出電梯，便看到一尊康德的半身塑像。

　

辦公室很是寬敞，俞吾金笑言：『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致敬。 』

　

接過名片，看到上面有十多個『厲害』的頭銜：教育部長江特聘教授、國務院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復旦大學當代外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正待俞教授詳解，他卻一個轉身，從書櫥里取出一套由他主編的【理論新視野叢書】，遞到記者面前。大紅色封面的叢書分兩輯共12本，每本都薄薄的，從【科學發展觀】、【文化軟實力】、【生態文明論】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的都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宏觀理論。

　

『我們要談學術如何大眾化，我想這是很好的引子。』俞吾金如此開場。

　

解放周末：【理論新視野叢書】是一套理論性很強的書籍，但卻被很多普通民眾關注、喜愛。您怎麼看待叢書引來大眾關心社會重大理論問題這個有趣現象？

　

俞吾金：這套書是從學者的角度來理解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重大問題。學者的視野與大眾、政府官員都有所不同，由於學者們知識積累豐厚，注重說理，又熟悉國際上相應的理論研究情況，因此寫出來的東西與政府的報告有所不同，可以娓娓道來，深入淺出。

　

解放周末：這套書問世已有兩年多時間，但它至今仍受各界矚目，凡談到學術大眾化議題的研討會，常常會提及它。作為主編者，您覺得意外嗎？

　

俞吾金：可以說，有意外，但又在期待之中。這套書說起來並不是什麼鴻篇巨製，更像是一本本『小書』。

　

解放周末：就如書的腰封上所說，『大學者寫小書，大道理通俗化』。

　

俞吾金：我們就說『學者寫小書』吧。你可以翻翻看，每本書的字數都在六七萬字上下，作者都是上海和浙江理論界的中青年知名學者，因為寫書的初衷就是為了深入淺出地闡釋十七大報告中的重大理論問題，是寫給老百姓看的，所以閱讀起來並不費力。

　

這些議題看起來很沉重，但其實從學術的角度完全可以談得很有趣。 【科學發展觀】是我寫的，開篇就涉及到對『科學』這個概念的理解。科學這個概念來自西方，英語和法語中的 『science』通常指稱自然科學，但在德語中，『Wis－senschaft』這個概念不但涵蓋了自然科學，也涵蓋了人文社會科學。那麼當我們把『科學』作為『發展觀』的修飾詞時，究竟應該取哪個詞的含義呢？

　

不難發現，當代中國人的思維傾向是從『science』而不是『Wissenschaft』的含義上來理解『科學』的內涵的。當人們談論『科學性』、『科教興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樣的話題時，這個『科學』無疑是自然科學的代名詞。但是當『科學』用來修飾『發展觀』時，把自然科學所蘊含的合理性和確定性導入到發展理論中僅僅是一個層面。顯然，如果我們要讓『以人為本』的理念在科學發展觀中安頓下來，我們就應該從『Wis－senschaft』這個詞的含義上來理解『科學』，因為『以人為本』是一種價值觀念，而自然科學是只講事實，不問價值的。

　

解放周末：聽起來簡單易懂，但其實是在闡釋重要的理論基礎，使人從起點上理解『科學發展觀』，而且充滿了開闊視野、獲取新知的趣味。

　

俞吾金：這正是我們希望達到的效果。學術要想親近大眾，首先自己要變得可愛起來。 【科學發展觀】出版之後，我還應邀為復旦大學黨委中心學習組講了一課。我當時打比方說：一輛自行車如果停在那兒，不支撐腳架，車子就會倒在地上。要想車不倒，就得往前走，而往前走就需要動力。

　

解放周末：關鍵是如何獲得動力。

　

俞吾金：一個國家就如同一輛自行車，不前進、不發展是肯定不行的，因為自行車不前進就會倒掉，那麼動力來自何方？直接的動力來自改革開放，把前進的束縛解開了。更深層地講，就是在民眾中喚起以合法的方式追求幸福的欲望。社會有差異才會有動力，過去吃大鍋飯，一刀切，哪來動力。

　

一旦動起來，就會產生第二個問題，即在動的過程中，如何保持結構平衡，不讓車子倒？這就關係到宏觀調控或結構上的平衡。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社會公平是必須加以堅持的，公平與效率之間則一定要協調好。

　

　

採訪中方得知，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身體力行起學術大眾化的工作。

　

他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之前在上海電力建設公司當了10年工人，這10年中的後5年，他被調到單位宣傳處搞文字工作，業餘常常寫小說、寫雜文、搞攝影。到參加高考前，他已是單位領導的秘書，大有前途。所以，填報高考志願時，他只填了復旦大學新聞、中文、哲學、歷史4個志願，還在備註欄里寫明：其他學校、其他系一概不去。

　

被哲學系錄取後，除了寫小說，他還寫起了理論普及文章，『大概是1980年開始，在報紙上發表理論文章，後來就一發而不可收拾』。

　

作為一位與大眾『親密接觸』了30年的學者，在俞吾金看來，學術大眾化是時代不斷向學者提出的要求。這30年間，他經歷了大眾傳媒一次又一次巨變，知識的傳播方式也隨之改變，時代對學術大眾化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迫切，而他覺得，『能參與其中，經歷其變，是當代學者之幸。 』

　

解放周末：除了書籍，大眾傳媒是學術大眾化一個極為重要的載體，我發現您很早就開始在報紙上發表各類學術普及文章了。

　

俞吾金：我給報紙寫過大量的文章，大概從1980年就開始了。 1988年5月12日那天，【人民日報】理論版和【光明日報】理論版同時刊登了我的兩篇理論文章。當天有位朋友開玩笑說，『你想占領北京的理論界嗎？ 』

　

解放周末：您切身經歷了大眾傳媒這幾十年來的巨變，您認為這種變化對學術大眾化產生了什麼影響？

　

俞吾金：影響可說是極為深刻的。舉例說吧，假如我在【復旦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就算【復旦學報】每期發行3000份，每份有10個人閱讀，那就只有3萬個人看過這篇論文。與此不同的是，假如我在鳳凰衛視做一個演講，全世界可能同時有1億人在收看。受眾數量上的巨大差別表明，新聞傳播方式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顯然，參與了這樣的變化，經歷了這種變化帶來的觸動，這是當代學者之幸。

　

解放周末：這種『幸』同時也對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在以往的時代裡，學術與大眾之間存在着明確的等級秩序，學術居於教育和啟蒙的主導地位。而在當今社會，大眾獲取知識與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廣闊、便捷，學術與大眾之間的等級界限似乎已經模糊，對此您怎麼看？

　

俞吾金：這種變化其實是非常顯而易見的，我感覺到，現在兩者之間呈現出了一種相互滲透、互相學習的新型關係。在這樣的時代，公眾可以自我表達，但公眾的自我表達往往是不充分的，仍然需要專家的『指點』和『建議』，他們會比以往更加熱切期盼學術話語的通俗易懂和明白曉暢。

　

與此同時，學者與大眾交流時會發現，從民眾當中可以獲得的火花和激盪越來越多，他們也同樣在教化、啟示我們這些學者，尤其是當學者走到民眾中，可以及時獲得新鮮的民間觀點和真實想法，要知道，很多重大的時代哲學命題就是從社會生活中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學者與大眾之間的關係已由單向的『輸出』和『接受』轉化為『互動』和『雙贏』關係了。

　

　

【伊索寓言》裡有這樣一則故事：有位青年對別人誇口，說自己在喜歡種植玫瑰花的羅陀斯島可以跳出很遠的距離，無人可比。一旁就有人說：『假如你真的那麼神，也不需要什麼證人，你就當這裡是羅陀斯，跳給我們看看吧！ 』

　

『這裡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躍吧。 』這兩句來自【伊索寓言】的箴言，被俞吾金引用在【理論新視野叢書】的序言中。

　

原本，俞吾金的主要學術研究領域是國外馬克思主義，對國內馬克思主義的探討並不是分內事。然而，在決定編纂這套叢書前，他頻繁地被邀請到國外研討中國問題，眾多外國學者頻頻發問，中國這30多年來發展如此之快，中國一定是做對了什麼。然而，究竟做對了什麼呢？有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甚至希望在復旦大學成立一個研究中心，把中國經驗介紹到國外去。

　

正是這些現象促使他思考，國外學術界越來越重視中國問題，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反觀自己、研究自己、總結自己的經驗？有什麼理由不把腳下的這片土地當作我們自己的『羅陀斯島』，盡情地跳躍呢？

　

解放周末：很想知道，30年來您始終堅持做學術普及工作，動力是什麼？

　

俞吾金：一開始其實也是無意識的，到後來漸漸覺得這是自己的分內事，是一種責任。就如同在『羅陀斯島』上的『跳躍』，這是學者應有的文化擔當。我們國家發展至今，有許多涌動的思潮有待辨析，有許多大眾的現實疑問需要權威解答。

　

解放周末：學者的擔當，在當今這個時代尤為重要。

　

俞吾金：我們需要一批擁有『自覺精神』的學者或者說文化人。『自覺精神』是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用來形容北宋士大夫的，就像范仲淹和胡瑗式的文化人。他說，『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湧現出一種感覺，感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天下的重任。 』

　

換一個角度看，學者、學術機構的研究工作，也離不開社會大眾的供養，『反哺』本來就是義不容辭的。可以說，學者致力於學術大眾化，其實是對社會、對民眾的報恩。

　

解放周末：近兩年來，通過傳媒走向大眾的學者越來越多，各類學術普及類電視節目層出不窮、參差不齊，也因此塑造了一批廣為受眾知曉的『學術明星』。您怎麼看學者『明星化』？

　

俞吾金：這個問題眾說紛紜，我是這麼看的：作為知識載體的學術必須同時具備探索、考查知識和傳播現有知識這兩大功能，而學者也應努力具備並發揮這兩方面的功能。

　

我把學者分為三類。一類是『傳媒型學者』，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在傳媒上，不是發表文章就是到處演講，在專業領域卻沒有非凡的作為，他們更像明星而不像學者，從而在學術界常常受到非議。第二類學者在專業領域中聲望很高，研究成果卓著，卻視新聞媒體為『洪水猛獸』，避之恐不及。這類學者在專業領域內很有影響，但在社會上卻幾乎不為人知。我比較贊同的是做第三類學者，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放在學術研究上，努力在權威刊物和一流出版社發表、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但同時並不拒斥新聞媒體，而是努力運用媒體資源，把自己的學術思想深入淺出地介紹給大眾。這類學者既在專業領域裡擁有較高的知名度，也在社會上具有不凡的影響力。

　

解放周末：這其中是否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

　

俞吾金：是的。一方面，學者要擺正自己的位置，需要被大眾化的是學術，而不是學者本人。在學術大眾化的過程中，學者扮演的是往來於學術與大眾文化之間的橋梁式的角色，學者從來不是主角。

　

　

作為『橋梁式』的角色，俞吾金從學術與大眾文化的兩端審視着這個時代，視野寬闊。也正因此，採訪時常『跑題』。

　

當話題觸及一個社會現象時，俞吾金會很迅速地給出自己的觀點。

　

說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他曾大膽指出這是一場『綜合性危機』――這不是單純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它是『文化危機』、『價值危機』和『哲學危機』。消費主義導致的過度消費、對欲望的倚重、感覺主義的流行和虛無主義的蔓延，本身也參與了金融危機的形成。因此，哲學不是旁觀者，它必須反省自己的過失。

　

談及如今影視文化繁榮，但大片往往叫座不叫好的現象時，他犀利地指出：道理很簡單，那些執著於歷史題材的大片，如【夜宴】、【無極】、【英雄】等，其中充斥着王權至上、等級秩序、男尊女卑、江湖義氣的陳舊價值觀念，而當下社會正在走向現代化，民眾最為關心的問題是平等、公正、追求自由、倡導民主、尊重人格等等，歷史題材的作品如果缺乏與當代核心價值的共鳴，就必定會喪失自己的現實意義。一些影視劇編導缺乏當代意識，雖然作品可以靠着那些性和暴力『澆頭』吸引受眾，但卻不可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他相信，如果一個學者能始終對重大的社會問題保持敏感，並參與進去進行思考，他就會離大眾更近。

　

解放周末：您始終保持着對社會熱點問題、重大問題的敏感，時刻準備把自己從學術出發做出的判斷傳遞給大眾，您覺得這麼做的意義何在？

　

俞吾金：你問的其實也正是學術大眾化的意義。有人認為，學術大眾化的目的是為了普及學術知識，但在我看來，這只是一個方面，『大眾化』是方式，而『化大眾』才是最終目的。

　

解放周末：怎麼理解您說的『化大眾』？

　

俞吾金：『化』字有教化、感化的意思，是一種潛移默化的融入、化入。學者在普及學術知識和觀點時，其實是在為公眾提供一種思考的向度、一種文化的引導。

　

解放周末：『化大眾』是一個很高的要求，首先要求學者不能一味迎合受眾。

　

俞吾金：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條。不是說學術要大眾化，要貼近群眾，就要跟着某些受眾的低級趣味走。學者要做的不是『庸俗化』而是『通俗化』，不是迎合受眾而是提升受眾的鑑賞水平和文化格調，要把學術上辨別是非的能力、批判思維的能力和思想上的敏感性賦予受眾。

　

解放周末：『化』是一個有掌控的過程。

　

俞吾金：我認為，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傑出的有三個人。在中國是魯迅，他批評中國國民性的時候，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批得狠，但是恰到好處，用這種批判喚醒了民眾。在德國是尼采，尼采對德國人的批評也是夠厲害的，但是德國人還是非常擁戴、尊敬他。在意大利則是葛蘭西，【獄中札記】的作者，他通過文學批評促發了整個民族素養的提升。

　

再看美國的【紐約時評】，其評論往往真刀真槍，不管是什麼權貴的作品，寫得不好就照樣批評。這種嚴肅的批評家在當今中國很是缺乏。要知道，一個民族的鑑賞力和趣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一流的文藝、文化批評來提升的。

　

解放周末：這也正是學者的任務，在『化』的過程中，判斷文化的等級，使大眾擺脫純自然形態的接受或低級趣味的糾纏，把自己的精神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上。

　

俞吾金：提升藝術鑑賞力和文化品位是一個方面，而更為重要的是塑造民眾辨別是非、鑑別各種思潮、把握客觀價值關係的能力。

　

解放周末：就是要培養民眾獨立思考的能力？

　

俞吾金：是的。獨立思考能力對一個民族、一個群體而言太重要了。如果一個人缺乏獨立思考能力，他也必定是缺乏創造力的。

　

可惜，這種批判性思維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即使在現在的博士生群體中也顯得匱乏。我們發現，有的博士生研究尼采就變成尼采主義者，研究康德就變成康德主義者，只看見他們走進去，沒看見他們再走出來了。顯然，這樣搞研究是不行的。

　

解放周末：因為匱乏，所以才顯得更為緊迫和重要。

　

俞吾金：是的。有太多的社會問題一直得不到深入研究和認真解決，正是緣於這種獨立思考能力的缺席。比如，我們集體的文化失憶症、對自然缺少節制的傷害、唯利是圖的商業行為等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在選擇自己行為的時候缺少一種清醒的辨別意識。人們習慣於人云亦云，而不是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因此，我們決不要把學術大眾化單單理解為讓學術走出象牙塔、把學術觀點講得通俗易懂一點，它最為重要的任務是要讓一種正確的、與時代發展相契合的價值觀進入大眾的心靈，不但使大眾獲得安身立命之道，提升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而且使他們在現代化建設中努力發揮各自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