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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新资源的开发依赖于年轻的体力和智力，人口减少，意味着资源也减少。
三月份，中国发展出版社推出的《大国空巢》一书刮起了一股阅读的旋风。在新华网三月份“十大好书”的推荐榜上，超过七成的网络投票选择了这本书。
作者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者，原籍湖南。作为一名医学博士，这本书是他十年来跨界研究人口问题的结晶。长期以来，他的观点在网络内外引起强烈的共鸣。
易富贤表示，几十年来，“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就业压力”等理论，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很多人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针对于此，《大国空巢》以事实判断摧毁了这一枷锁，盼能有助于重建大众的价值判断以及生命人伦底线。
他援引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的话说，“见识广博和善于思考的人如今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接受人口增长和文明兴盛之间的联系。相反，当他们思考我们现在的人口密度，特别是过去300年间人口的增长速度时，他们变得高度警觉，视人口增长的前景为噩梦般的灾难。”
4月2日，易富贤通过电子邮件回复本报专访(注：鉴于原文较长，见报文章在不改动作者原意的基础上有编辑)。
记者：一百多年前，马相伯曾经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而仲大军先生为您的《大国空巢》一书作序说，“它成为中国的第一声鸡鸣，由此唤醒沉睡了多年的中国社会。”您如何自我评价这“第一声鸡鸣”的唤醒作用？
易富贤：其实计划生育从最开始就遭到农民一面倒的反对，1980年以来共超生2亿左右孩子。从实践层面上来讲，我的观点不能叫做“第一声鸡鸣”。超生的父母提出了朴素的理由，我算是比较系统地推翻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从这个角度讲，算“第一声鸡鸣”也说得过去。
记者：有一种说法称，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到2100年只有5亿。从世代更替水平来说，生育率至少应该是2.1。目前中国生育率众说纷纭，您的测算结果是多少，按照这一生育水平，在一两百年内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易富贤：“六普”显示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2010年只有1.18；2010年0-19岁人口只有32121万人。如果继续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
记者：您主张，人口有其内在调控机制。古代通过“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调控人口；工业化通过“右手”压迫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出现严重老年化。那么，“左、右手”之外，人口繁衍能不能通过行政手段调控，这种调控的缺陷是什么？
易富贤：人口有内在的调控规律，不能强制性地进行干预。但是我并不是说政府在人口问题上应该完全无所作为。
《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在甲骨文里，“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天有生育万物之功，故称为帝。可见古代最高领导(帝)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励生育，人丁兴旺才能奠定政治合法性。西方的《圣经》也认为上帝是造物主，呼吁“生养众多”。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鼓励生育的。
亚当·斯密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只有高度责任感的政府才愿意进行人口投资，唐太宗的《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就是一篇柔性引导的范文。人口政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任其自然”。
记者：您抛出一个命题，“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当人人都在喊人口爆炸的时候，您为什么有这样的追问？人口、科技与资源利用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易富贤：首先，由于世界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其次，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人均资源远远超过美国的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而与中国差不多。
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近代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市场扩大。从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GDP增加73倍。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可以说，二十世纪面临的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而二十一世纪面临的将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
记者：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下降就可以减少资源消耗。中国人口减少，是不是可以拯救地球资源？哪个国家或者哪个民族，有没有义务去牺牲族群的繁衍来拯救资源？
易富贤：人口增加，“减法”地消耗现有的资源；但是却能“乘法”地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资源(氮肥、太阳能)。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新资源的开发依赖于年轻的体力和智力，人口减少，意味着资源也减少。
记者：您提到，2003年刚登录大陆论坛时，反对人口控制的观点遭到网民一面倒反对；到2006年网络民意基本逆转，此后所有网络投票中，都是一面倒地支持调整人口政策。2007年，《大国空巢》还只能在香港出版，但今年这本禁书在内地出版了。究竟有哪些因素造成民众和官方均出现了这种反差巨大的戏剧性变化？这种变化对您的个体体验来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记忆？
易富贤：一方面是反思计划生育思潮是自下而上的，从网络草民到知识精英，再到政治精英。2006年是网络草民基本觉醒，但是知识精英作为整体大约在2010年才觉醒，现在很多政治精英也认识到人口危机了。
对我个人来说，2010年前地方政府专门开会将我描绘为“卖国贼”、“反华势力”，威胁不让我回国。但是2010年、2012年我回国时，却比较受欢迎，分别在全国举行讲座13场和23场。
记者：您在与内地官员尤其是计生部门官员以及主流人口学者接触中，他们是否意识到人口控制负面作用带来的危机正在来临，他们中对人口政策意识持开明态度的有多少？
易富贤：其实这些年从基层计生人员到省级、国家计生委的官员，很多与我有私人联系，他们中很多人是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也知道人口数据真相，他们希望停止计划生育的愿望比其他人还要强烈，停止计划生育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人口学界很多人私下里是认同我的观点的，但是只有梁中堂、李建新、穆光宗、陈友华、王广州、丁金宏等少数人口学教授敢于与我站在一起。
记者：在浅阅读盛行的娱乐至死时代，严肃性的社会问题研究书籍往往遭受冷遇。但《大国空巢》一书热销，出乎出版社预料并紧急加印。您认为是什么吸引了这些读者，是批判的勇气，还是执着的精神，还是科学负责的态度，还是其他的因素？
易富贤：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大家都在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政策，支持《大国空巢》也表明一种态度；另一方面，我在网络耕耘12年，2007年港版《大国空巢》出版社前就有数千万人次读者，《大国空巢》幻灯片光是在凯迪社区就有1500多万点击率；还有，我在写作上是尽量在通俗的演绎和严密的逻辑之间走钢丝。按照茅于轼老师的话说：“这本书资料最详尽，观点最客观，论据最扎实，而且通俗易懂。”该书既可以如啤酒那样畅怀痛饮，也可以像茅台那样细细品味，毕竟这是12年的陈酿。书中五味杂陈，不同的人能品出不同的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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